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盛极一时，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同一时期生活在北方的草原民族，在商周发达的青铜制造基础上，结合北方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亦创造出与中原钟鸣鼎食青铜文化相异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大放异彩。能够说是，多种青铜文化相生相长，共同演绎出中国青铜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当时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因他们自身没文字资料留下来，所以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属，我们只可以通过中原文献来了解，考古学诞生之后，甲骨文和金文也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史料。甲骨文、金文及中原文献称之为鬼方、山戎、东胡、赤狄、白狄、西戎等，因缺乏确切证据，北方地带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某一族群，还不能够做到完全吻合对应，我们这里统称为戎狄。
吉金，是因为商周时期以祭祀为吉礼，青铜铸造的祭器则称为“吉金”或“金”，后来用作钟鼎彝器的统称。吉金就是精纯而美好的青铜，有青铜器铭文自称“吉金”，以显示其尊贵。我们用“戎狄吉金”点题，旨在强调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
青铜时代是指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指夏至战国时期，战国晚期铁器技术进步，普遍用到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青铜时代落幕。中原青铜器，以夏商周核心文化圈为主体，其它如晋、燕、齐、鲁等诸侯国青铜器，虽然结合当地特色有一定创新，但文化内核仍旧是商周青铜文化，所以统归为中原青铜器。夏商周青铜时代重视礼器，因为礼器的多寡直接反映了贵族在等级制度上的尊卑贵贱。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祭祀、方国征伐都需要大量的祭器和兵器，青铜器已然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内蒙古东西狭长，是中原与北方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通道和缓冲地带，自古便是东西文明交汇之地，地理位置重要。也由于狭长的地缘特征，内蒙古青铜时代存在多种考古学文化，主体分内蒙古东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两区，并且各区内都已建立起考古学文化谱系，时代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战国晚期。内蒙古东南部，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井沟子类型。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文化序立的比较早，依次是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西麻青遗存、毛庆沟文化及桃红巴拉文化。两地区内青铜文化时代上有衔接，文化遗存面貌却不相同，反映了族群间的差异。但相较于差异，北方地带多种考古学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强烈的共性，说明各地之间交往、交融加强，最终形成相对较统一的、异于中原文化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北方系青铜器，是指广布于我国北方，与中原青铜器、巴蜀青铜器时代相当的青铜器群。它是“多源而多分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之所以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一是强调它们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原青铜器；二是强调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带别的地方青铜器的密切关系；三是基于地缘因素考虑，北方系这一概念有着非常明显的区位指向性。
关于北方系青铜器的定名，经历几个阶段。20世纪初，内蒙古中南部有浓郁草原风格的青铜器流出，因这一地区当时属绥远省管辖，所以安特生称之为“绥远青铜器”。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指出这类青铜器以绥远为中心，分布于长城沿线。由于这种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较多，所以安特生在1932年又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20世纪50、60年代，内蒙古中南部各地窖藏和墓葬陆续有青铜器出土。20世纪70年代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证实这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远超原绥远省，更远超鄂尔多斯高原，在文化内涵上丰富多彩，远非“鄂尔多斯青铜器”所能概括，故关于这类铜器定名与渊源的讨论就此展开。
田广金、郭素新二位先生主张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是自商代至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地区能排出一个完整的谱系外，其它地区都有阶段性的空缺，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传统命名是有代表性的选择；二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土地域广阔，中间加一“式”字，可以解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均出自鄂尔多斯的误解。
乌恩岳斯图先生将鄂尔多斯、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商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简称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1982年林沄先生明确倡导使用“北方系青铜器”，并对“北方系”作了进一步界定，此后田广金、朱凤瀚、杨建华等先生推广使用，这一概念已经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和应用。
我们前面也说过，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多分支，是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它是不同起源的文化因素在自然环境相近的地带，互相影响和交融的结果。
朱开沟遗址为探索内蒙古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源头提供线索。朱开沟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剑（环首直柄剑）和环首刀，都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它们虽不是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直接源头，但它证明了在夏商时期的中国北方，完全有能力生产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发现的扁端耳环，在北方青铜时代一直沿用，说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传统，有些可以上溯至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铜戈，表明中原铜戈在夏代已影响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喇叭口形耳环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颇为相似。说明北方系青铜器产生于夏代，是本地原有居民，吸收南方中原文化和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双向影响因素而形成的。
北方系青铜器是以武器、工具、装饰品、车马器为组合，器物体型偏小，注重实用。我们从器类、纹饰主题两方面来粗略地介绍其特征。
器类上，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有刀、剑、带扣、饰牌、耳环、车马具等。在整个北方青铜文化带，刀的出土数量最多，时代跨度最长。刀作为北方民族的必备工具，具有体型小，易携带的优点，可用于切割刮削，部分体型偏大的也可能当作武器。武器类的明星成员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短小精悍，有些还留有血槽，近身攻击时杀伤力极强。装饰品种类很多，分头饰、耳饰、项饰、臂饰、服饰、腰带饰等等，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各自的重点装饰部位，例如毛庆沟墓地出土比较完整且数量较多的腰带，说明此地居民流行腰部装饰。腰带正前方配有带扣，带具上装饰有双鸟纹饰牌、虎纹饰牌或其它小饰件，腰带下钩挂刀、短剑、觽等工具武器，整个腰带兼具实用价值和装饰作用，一举多得。而在朱开沟遗址，腰带饰尚不流行，仅装饰耳环、臂钏等小型饰品，说明早期阶段铜质资源的宝贵与稀缺，仅在身体重要部位装饰。
纹饰主题上，相较于中原青铜礼器的庄严肃穆、规整严谨，北方系青铜器风格写实性强。敬畏、崇尚自然，是北方民族一以贯之的信仰。纹饰以各类动物纹、几何纹为主，构图简单质朴，不似中原礼器的四方连续、多层布局等复杂构图风格。
北方系青铜器与中原文化青铜器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自成体系，它们在长期、频繁的交往中互相借鉴吸收，融合创新。北方族群从中原华夏文化中吸收和学习于己有用的文化因素，而在交往过程中，中原也日益加深对北方文化的认识，北方系青铜器也曾一度受到中原上层的喜爱推崇。可以说，双方接触面是广泛和多渠道的。对北方来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华夏文化对其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是渐进式、渗透式、逐渐加强。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器物引进易主，即将中原文化器物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不作任何加工或改造。如朱开沟遗址出土有典型中原商代鼎足、甗足；东部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出土商代晚期铜甗（蒸煮器），龙头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中原直内有穿戈、小黑石沟出土师道簋、许季姜簋等，都是通过战争、交换、婚姻，直接利用中原器，是对华夏因素最简单、原始的吸收形式。
二是模仿改造。即以本地器物为主体，吸收个别华夏因素，见有融合痕迹，但不影响主体文化属性。
小黑石沟墓群出土西周晚期夔龙纹竖环耳浅腹鬲，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仿陶铜鬲与中原夔龙纹结合的典范。夔龙纹用于北方系器物也见于小黑石沟、河北延庆县葫芦沟墓群、怀来县甘子堡等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
三是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吸收，在北方可铸造中原式器物。
青铜器铸造方面，中原在夏代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范，东下冯遗址发现石范，可能夏代陶范和石范并存。从早商开始，中原青铜器铸造变成陶范，并成为传统。在北方，2017年乌拉特前旗塔汉其石构墓出土石范，朱开沟遗址采集有大量石范，说明相当于商代时期，本地青铜器铸造受欧亚草原影响，以石范为主。西岔遗址出土陶范（刀、剑、管銎斧陶范），可以佐证这些北方青铜器是西岔居民当地制造的，西岔陶范反映了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东区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以石范为主，发现少量陶范、铜范，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在小黑石沟墓群和南山根墓群出土大量青铜礼容器，不仅有中原样式，更有自创的各种四联罐、六联罐、瓜棱罐、豆形罐等新型器物，说明北方草原地区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容器，已不再局限于生产刀、剑、镜形饰等小件器物，体现了北方地区范铸技术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的林西大井铜矿遗址、乌拉特后旗霍各乞铜矿遗址，证明在北方地区，自商周以来就已经形成了本土进行铜矿开采、冶炼、铸造的产业链，有些中原青铜器也可能在本地生产铸造。
四是中原制造。即北方系器物，由中原匠师在中原制造，然后再输入到北方，虽然器物风格属北方系，但工艺技术、纹饰细节、铸刻铭文等无不体现华夏因素。自此北方与中原的了解、认识与融合进一步加强。
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出土2件战国晚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主题图案为浮雕虎与野猪（豕）咬斗，具有强烈的草原写实风格，但铸刻铭文又表现出中原传统。根据铭文字体，推断其是在秦地制造；而同墓所出7件兽首银节约为三晋赵国制造。一座墓葬中同出的金银器，却分别为秦、赵两国制造，由此我们推断，战国秦汉时期具有北方风格的物品并非只在某一中心区域制造，而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的几个国家（如秦、赵、燕等国）都有制作，并且从不同方向流入北方，甚至进入同一座墓葬。
在制作技法上，北方草原地区制作金器以錘鍱法为主，如西沟畔M4出土包金卧羊纹金饰牌，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中原金属铸造工艺的范铸法。在西安北郊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秦工匠墓，出土北方风格的铸造模型，可以实证中原工匠能够并且曾铸造北方风格器物。已有的研究表明，诸多具有北方风格的金属器，均是在中原腹地加工制造，继而再通过贸易、战争、通婚、赏赐、惠赠等手段，输入到北方游牧人群。
五是对中原礼制的认同。北方贵族在精神层面认同中原的礼制信仰，使用中原礼制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4。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仿照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爵、鬶；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石沟墓群出土鼎簋尊匜壶盉盘等中原礼器组合，说明其受中原礼制影响之强烈。另外，小黑石沟墓群随葬的本地特色青铜器，罐、豆、鼎、鬲等组合，似是模仿中原礼器组合形式形成当地特色的礼制文化。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原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舞台，交流互鉴做为文化创新的原动力始终贯穿其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夔龙纹环耳鬲、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等具有华夏因素的北方系文物，是青铜时代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互影响、创新发展的缩影，是这一时期不同人群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贡献智慧的结晶。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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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盛极一时，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同一时期生活在北方的草原民族，在商周发达的青铜制造基础上，结合北方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亦创造出与中原钟鸣鼎食青铜文化相异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大放异彩。可以说是，多种青铜文化相生相长，共同演绎出中国青铜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当时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由于他们自身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所以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属，我们只能通过中原文献来了解，考古学诞生之后，甲骨文和金文也为我们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史料。甲骨文、金文及中原文献称之为鬼方、山戎、东胡、赤狄、白狄、西戎等，因缺乏确切证据，北方地带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某一族群，还不能做到完全吻合对应，我们这里统称为戎狄。
吉金，是因为商周时期以祭祀为吉礼，青铜铸造的祭器则称为“吉金”或“金”，后来用作钟鼎彝器的统称。吉金就是精纯而美好的青铜，有青铜器铭文自称“吉金”，以显示其尊贵。我们用“戎狄吉金”点题，旨在强调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
青铜时代是指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指夏至战国时期，战国晚期铁器技术进步，普遍用到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青铜时代落幕。中原青铜器，以夏商周核心文化圈为主体，其它如晋、燕、齐、鲁等诸侯国青铜器，虽然结合当地特色有一定创新，但文化内核仍旧是商周青铜文化，所以统归为中原青铜器。夏商周青铜时代重视礼器，因为礼器的多寡直接反映了贵族在等级制度上的尊卑贵贱。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祭祀、方国征伐都需要大量的祭器和兵器，青铜器已然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内蒙古东西狭长，是中原与北方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通道和缓冲地带，自古便是东西文明交汇之地，地理位置重要。也由于狭长的地缘特征，内蒙古青铜时代存在多种考古学文化，主体分内蒙古东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两区，并且各区内都已建立起考古学文化谱系，时代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战国晚期。内蒙古东南部，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井沟子类型。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文化序立的比较早，依次是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西麻青遗存、毛庆沟文化及桃红巴拉文化。两地区内青铜文化时代上有衔接，文化遗存面貌却不相同，反映了族群间的差异。但相较于差异，北方地带多种考古学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强烈的共性，说明各地之间交往、交融加强，最终形成相对较统一的、异于中原文化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北方系青铜器，是指广布于我国北方，与中原青铜器、巴蜀青铜器时代相当的青铜器群。它是“多源而多分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之所以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一是强调它们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原青铜器；二是强调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密切关系；三是基于地缘因素考虑，北方系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区位指向性。
关于北方系青铜器的定名，经历几个阶段。20世纪初，内蒙古中南部有浓郁草原风格的青铜器流出，因这一地区当时属绥远省管辖，所以安特生称之为“绥远青铜器”。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指出这类青铜器以绥远为中心，分布于长城沿线。由于这种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较多，所以安特生在1932年又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20世纪50、60年代，内蒙古中南部各地窖藏和墓葬陆续有青铜器出土。20世纪70年代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证实这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远超原绥远省，更远超鄂尔多斯高原，在文化内涵上丰富多彩，远非“鄂尔多斯青铜器”所能概括，故关于这类铜器定名与渊源的讨论就此展开。
田广金、郭素新二位先生主张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是自商代至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地区能排出一个完整的谱系外，其它地区都有阶段性的空缺，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传统命名是具有代表性的选择；二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土地域广阔，中间加一“式”字，可以解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均出自鄂尔多斯的误解。
乌恩岳斯图先生将鄂尔多斯、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商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简称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1982年林沄先生明确倡导使用“北方系青铜器”，并对“北方系”作了进一步界定，此后田广金、朱凤瀚、杨建华等先生推广使用，这一概念已经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和应用。
我们前面也说过，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多分支，是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它是不同起源的文化因素在自然环境相近的地带，互相影响和交融的结果。
朱开沟遗址为探索内蒙古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源头提供线索。朱开沟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剑（环首直柄剑）和环首刀，都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它们虽不是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直接源头，但它证明了在夏商时期的中国北方，完全有能力生产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发现的扁端耳环，在北方青铜时代一直沿用，说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传统，有些可以上溯至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铜戈，表明中原铜戈在夏代已影响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喇叭口形耳环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颇为相似。说明北方系青铜器产生于夏代，是本地原有居民，吸收南方中原文化和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双向影响因素而形成的。
北方系青铜器是以武器、工具、装饰品、车马器为组合，器物体型偏小，注重实用。我们从器类、纹饰主题两方面来简单介绍其特征。
器类上，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有刀、剑、带扣、饰牌、耳环、车马具等。在整个北方青铜文化带，刀的出土数量最多，时代跨度最长。刀作为北方民族的必备工具，具有体型小，易携带的优点，可用于切割刮削，部分体型偏大的也可能当作武器。武器类的明星成员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短小精悍，有些还留有血槽，近身攻击时杀伤力极强。装饰品种类很多，分头饰、耳饰、项饰、臂饰、服饰、腰带饰等等，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各自的重点装饰部位，例如毛庆沟墓地出土比较完整且数量较多的腰带，说明此地居民流行腰部装饰。腰带正前方配有带扣，带具上装饰有双鸟纹饰牌、虎纹饰牌或其它小饰件，腰带下钩挂刀、短剑、觽等工具武器，整个腰带兼具实用价值和装饰作用，一举多得。而在朱开沟遗址，腰带饰尚不流行，仅装饰耳环、臂钏等小型饰品，说明早期阶段铜质资源的宝贵与稀缺，仅在身体重要部位装饰。
纹饰主题上，相较于中原青铜礼器的庄严肃穆、规整严谨，北方系青铜器风格写实性强。敬畏、崇尚自然，是北方民族一以贯之的信仰。纹饰以各类动物纹、几何纹为主，构图简单质朴，不似中原礼器的四方连续、多层布局等复杂构图风格。
北方系青铜器与中原文化青铜器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自成体系，它们在长期、频繁的交往中互相借鉴吸收，融合创新。北方族群从中原华夏文化中吸收和学习于己有用的文化因素，而在交往过程中，中原也日益加深对北方文化的认识，北方系青铜器也曾一度受到中原上层的喜爱推崇。可以说，双方接触面是广泛和多渠道的。对北方来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华夏文化对其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是渐进式、渗透式、逐渐加强。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器物引进易主，即将中原文化器物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不作任何加工或改造。如朱开沟遗址出土有典型中原商代鼎足、甗足；东部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出土商代晚期铜甗（蒸煮器），龙头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中原直内有穿戈、小黑石沟出土师道簋、许季姜簋等，都是通过战争、交换、婚姻，直接利用中原器，是对华夏因素最简单、原始的吸收形式。
二是模仿改造。即以本地器物为主体，吸收个别华夏因素，见有融合痕迹，但不影响主体文化属性。
小黑石沟墓群出土西周晚期夔龙纹竖环耳浅腹鬲，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仿陶铜鬲与中原夔龙纹结合的典范。夔龙纹用于北方系器物也见于小黑石沟、河北延庆县葫芦沟墓群、怀来县甘子堡等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
三是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吸收，在北方可铸造中原式器物。
青铜器铸造方面，中原在夏代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范，东下冯遗址发现石范，可能夏代陶范和石范并存。从早商开始，中原青铜器铸造变成陶范，并成为传统。在北方，2017年乌拉特前旗塔汉其石构墓出土石范，朱开沟遗址采集有大量石范，说明相当于商代时期，本地青铜器铸造受欧亚草原影响，以石范为主。西岔遗址出土陶范（刀、剑、管銎斧陶范），可以佐证这些北方青铜器是西岔居民当地制造的，西岔陶范反映了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东区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以石范为主，发现少量陶范、铜范，情况很复杂。但在小黑石沟墓群和南山根墓群出土大量青铜礼容器，不仅有中原样式，更有自创的各种四联罐、六联罐、瓜棱罐、豆形罐等新型器物，说明北方草原地区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容器，已不再局限于生产刀、剑、镜形饰等小件器物，体现了北方地区范铸技术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的林西大井铜矿遗址、乌拉特后旗霍各乞铜矿遗址，证明在北方地区，自商周以来就已形成了本土进行铜矿开采、冶炼、铸造的产业链，有些中原青铜器也可能在本地生产铸造。
四是中原制造。即北方系器物，由中原匠师在中原制造，然后再输入到北方，虽然器物风格属北方系，但工艺技术、纹饰细节、铸刻铭文等无不体现华夏因素。自此北方与中原的了解、认识与融合进一步加强。
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出土2件战国晚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主题图案为浮雕虎与野猪（豕）咬斗，具有着强烈的草原写实风格，但铸刻铭文又表现出中原传统。根据铭文字体，推断其是在秦地制造；而同墓所出7件兽首银节约为三晋赵国制造。一座墓葬中同出的金银器，却分别为秦、赵两国制造，由此我们推断，战国秦汉时期具有北方风格的物品并非只在某一中心区域制造，而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的几个国家（如秦、赵、燕等国）都有制作，并且从不同方向流入北方，甚至进入同一座墓葬。
在制作技法上，北方草原地区制作金器以錘鍱法为主，如西沟畔M4出土包金卧羊纹金饰牌，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中原金属铸造工艺的范铸法。在西安北郊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秦工匠墓，出土北方风格的铸造模型，可以实证中原工匠能够并且曾铸造北方风格器物。已有的研究表明，诸多具有北方风格的金属器，均是在中原腹地加工制造，继而再通过贸易、战争、通婚、赏赐、惠赠等手段，输入到北方游牧人群。
五是对中原礼制的认同。北方贵族在精神层面认同中原的礼制信仰，使用中原礼制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4。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仿照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爵、鬶；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石沟墓群出土鼎簋尊匜壶盉盘等中原礼器组合，说明其受中原礼制影响之强烈。另外，小黑石沟墓群随葬的本地特色青铜器，罐、豆、鼎、鬲等组合，似是模仿中原礼器组合形式形成当地特色的礼制文化。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原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舞台，交流互鉴做为文化创新的原动力始终贯穿其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夔龙纹环耳鬲、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等具有华夏因素的北方系文物，是青铜时代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互影响、创新发展的缩影，是这一时期不同人群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贡献智慧的结晶。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盛极一时，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同一时期生活在北方的草原民族，在商周发达的青铜制造基础上，结合北方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亦创造出与中原钟鸣鼎食青铜文化相异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大放异彩。能够说是，多种青铜文化相生相长，共同演绎出中国青铜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当时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因他们自身没文字资料留下来，所以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属，我们只可以通过中原文献来了解，考古学诞生之后，甲骨文和金文也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史料。甲骨文、金文及中原文献称之为鬼方、山戎、东胡、赤狄、白狄、西戎等，因缺乏确切证据，北方地带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某一族群，还不能够做到完全吻合对应，我们这里统称为戎狄。
吉金，是因为商周时期以祭祀为吉礼，青铜铸造的祭器则称为“吉金”或“金”，后来用作钟鼎彝器的统称。吉金就是精纯而美好的青铜，有青铜器铭文自称“吉金”，以显示其尊贵。我们用“戎狄吉金”点题，旨在强调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
青铜时代是指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指夏至战国时期，战国晚期铁器技术进步，普遍用到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青铜时代落幕。中原青铜器，以夏商周核心文化圈为主体，其它如晋、燕、齐、鲁等诸侯国青铜器，虽然结合当地特色有一定创新，但文化内核仍旧是商周青铜文化，所以统归为中原青铜器。夏商周青铜时代重视礼器，因为礼器的多寡直接反映了贵族在等级制度上的尊卑贵贱。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祭祀、方国征伐都需要大量的祭器和兵器，青铜器已然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内蒙古东西狭长，是中原与北方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通道和缓冲地带，自古便是东西文明交汇之地，地理位置重要。也由于狭长的地缘特征，内蒙古青铜时代存在多种考古学文化，主体分内蒙古东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两区，并且各区内都已建立起考古学文化谱系，时代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战国晚期。内蒙古东南部，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井沟子类型。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文化序立的比较早，依次是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西麻青遗存、毛庆沟文化及桃红巴拉文化。两地区内青铜文化时代上有衔接，文化遗存面貌却不相同，反映了族群间的差异。但相较于差异，北方地带多种考古学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强烈的共性，说明各地之间交往、交融加强，最终形成相对较统一的、异于中原文化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北方系青铜器，是指广布于我国北方，与中原青铜器、巴蜀青铜器时代相当的青铜器群。它是“多源而多分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之所以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一是强调它们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原青铜器；二是强调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带别的地方青铜器的密切关系；三是基于地缘因素考虑，北方系这一概念有着非常明显的区位指向性。
关于北方系青铜器的定名，经历几个阶段。20世纪初，内蒙古中南部有浓郁草原风格的青铜器流出，因这一地区当时属绥远省管辖，所以安特生称之为“绥远青铜器”。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指出这类青铜器以绥远为中心，分布于长城沿线。由于这种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较多，所以安特生在1932年又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20世纪50、60年代，内蒙古中南部各地窖藏和墓葬陆续有青铜器出土。20世纪70年代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证实这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远超原绥远省，更远超鄂尔多斯高原，在文化内涵上丰富多彩，远非“鄂尔多斯青铜器”所能概括，故关于这类铜器定名与渊源的讨论就此展开。
田广金、郭素新二位先生主张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是自商代至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地区能排出一个完整的谱系外，其它地区都有阶段性的空缺，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传统命名是有代表性的选择；二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土地域广阔，中间加一“式”字，可以解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均出自鄂尔多斯的误解。
乌恩岳斯图先生将鄂尔多斯、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商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简称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1982年林沄先生明确倡导使用“北方系青铜器”，并对“北方系”作了进一步界定，此后田广金、朱凤瀚、杨建华等先生推广使用，这一概念已经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和应用。
我们前面也说过，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多分支，是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它是不同起源的文化因素在自然环境相近的地带，互相影响和交融的结果。
朱开沟遗址为探索内蒙古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源头提供线索。朱开沟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剑（环首直柄剑）和环首刀，都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它们虽不是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直接源头，但它证明了在夏商时期的中国北方，完全有能力生产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发现的扁端耳环，在北方青铜时代一直沿用，说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传统，有些可以上溯至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铜戈，表明中原铜戈在夏代已影响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喇叭口形耳环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颇为相似。说明北方系青铜器产生于夏代，是本地原有居民，吸收南方中原文化和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双向影响因素而形成的。
北方系青铜器是以武器、工具、装饰品、车马器为组合，器物体型偏小，注重实用。我们从器类、纹饰主题两方面来粗略地介绍其特征。
器类上，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有刀、剑、带扣、饰牌、耳环、车马具等。在整个北方青铜文化带，刀的出土数量最多，时代跨度最长。刀作为北方民族的必备工具，具有体型小，易携带的优点，可用于切割刮削，部分体型偏大的也可能当作武器。武器类的明星成员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短小精悍，有些还留有血槽，近身攻击时杀伤力极强。装饰品种类很多，分头饰、耳饰、项饰、臂饰、服饰、腰带饰等等，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各自的重点装饰部位，例如毛庆沟墓地出土比较完整且数量较多的腰带，说明此地居民流行腰部装饰。腰带正前方配有带扣，带具上装饰有双鸟纹饰牌、虎纹饰牌或其它小饰件，腰带下钩挂刀、短剑、觽等工具武器，整个腰带兼具实用价值和装饰作用，一举多得。而在朱开沟遗址，腰带饰尚不流行，仅装饰耳环、臂钏等小型饰品，说明早期阶段铜质资源的宝贵与稀缺，仅在身体重要部位装饰。
纹饰主题上，相较于中原青铜礼器的庄严肃穆、规整严谨，北方系青铜器风格写实性强。敬畏、崇尚自然，是北方民族一以贯之的信仰。纹饰以各类动物纹、几何纹为主，构图简单质朴，不似中原礼器的四方连续、多层布局等复杂构图风格。
北方系青铜器与中原文化青铜器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自成体系，它们在长期、频繁的交往中互相借鉴吸收，融合创新。北方族群从中原华夏文化中吸收和学习于己有用的文化因素，而在交往过程中，中原也日益加深对北方文化的认识，北方系青铜器也曾一度受到中原上层的喜爱推崇。可以说，双方接触面是广泛和多渠道的。对北方来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华夏文化对其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是渐进式、渗透式、逐渐加强。北方系青铜器中的华夏因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器物引进易主，即将中原文化器物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不作任何加工或改造。如朱开沟遗址出土有典型中原商代鼎足、甗足；东部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出土商代晚期铜甗（蒸煮器），龙头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中原直内有穿戈、小黑石沟出土师道簋、许季姜簋等，都是通过战争、交换、婚姻，直接利用中原器，是对华夏因素最简单、原始的吸收形式。
二是模仿改造。即以本地器物为主体，吸收个别华夏因素，见有融合痕迹，但不影响主体文化属性。
小黑石沟墓群出土西周晚期夔龙纹竖环耳浅腹鬲，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仿陶铜鬲与中原夔龙纹结合的典范。夔龙纹用于北方系器物也见于小黑石沟、河北延庆县葫芦沟墓群、怀来县甘子堡等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
三是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吸收，在北方可铸造中原式器物。
青铜器铸造方面，中原在夏代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范，东下冯遗址发现石范，可能夏代陶范和石范并存。从早商开始，中原青铜器铸造变成陶范，并成为传统。在北方，2017年乌拉特前旗塔汉其石构墓出土石范，朱开沟遗址采集有大量石范，说明相当于商代时期，本地青铜器铸造受欧亚草原影响，以石范为主。西岔遗址出土陶范（刀、剑、管銎斧陶范），可以佐证这些北方青铜器是西岔居民当地制造的，西岔陶范反映了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东区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以石范为主，发现少量陶范、铜范，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在小黑石沟墓群和南山根墓群出土大量青铜礼容器，不仅有中原样式，更有自创的各种四联罐、六联罐、瓜棱罐、豆形罐等新型器物，说明北方草原地区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容器，已不再局限于生产刀、剑、镜形饰等小件器物，体现了北方地区范铸技术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的林西大井铜矿遗址、乌拉特后旗霍各乞铜矿遗址，证明在北方地区，自商周以来就已形成了本土进行铜矿开采、冶炼、铸造的产业链，有些中原青铜器也可能在本地生产铸造。
四是中原制造。即北方系器物，由中原匠师在中原制造，然后再输入到北方，虽然器物风格属北方系，但工艺技术、纹饰细节、铸刻铭文等无不体现华夏因素。自此北方与中原的了解、认识与融合进一步加强。
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出土2件战国晚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主题图案为浮雕虎与野猪（豕）咬斗，具有着强烈的草原写实风格，但铸刻铭文又表现出中原传统。根据铭文字体，推断其是在秦地制造；而同墓所出7件兽首银节约为三晋赵国制造。一座墓葬中同出的金银器，却分别为秦、赵两国制造，由此我们推断，战国秦汉时期具有北方风格的物品并非只在某一中心区域制造，而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的几个国家（如秦、赵、燕等国）都有制作，并且从不同方向流入北方，甚至进入同一座墓葬。
在制作技法上，北方草原地区制作金器以錘鍱法为主，如西沟畔M4出土包金卧羊纹金饰牌，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中原金属铸造工艺的范铸法。在西安北郊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秦工匠墓，出土北方风格的铸造模型，可以实证中原工匠能够并且曾铸造北方风格器物。已有的研究表明，诸多具有北方风格的金属器，均是在中原腹地加工制造，继而再通过贸易、战争、通婚、赏赐、惠赠等手段，输入到北方游牧人群。
五是对中原礼制的认同。北方贵族在精神层面认同中原的礼制信仰，使用中原礼制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4。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仿照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爵、鬶；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石沟墓群出土鼎簋尊匜壶盉盘等中原礼器组合，说明其受中原礼制影响之强烈。另外，小黑石沟墓群随葬的本地特色青铜器，罐、豆、鼎、鬲等组合，似是模仿中原礼器组合形式形成当地特色的礼制文化。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原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舞台，交流互鉴做为文化创新的原动力始终贯穿其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夔龙纹环耳鬲、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等具有华夏因素的北方系文物，是青铜时代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互影响、创新发展的缩影，是这一时期不同人群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贡献智慧的结晶。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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